一位20世紀的儒者：救國建國、奔忙靜思
作者：唐文明、黃茜
來源：原載于 南都網
時間：甲午年八月廿七
西歷2014年9月20日
本年8月，《梁漱溟日記》校勘單行本初次由世紀文景出書。日記原稿為梁漱溟現存的所有的日記手稿，自瑜伽場地1932年起，至1981年止，記錄了梁漱溟從不惑到耄耋之年的整個人生歷程。除從頭校訂文字之外，增補了注釋、編制索引、新配插圖，并為每一年日記撰寫了導讀和年夜事記。
本年8月，《梁漱溟日記》校勘單行本初次由世紀文景出書。日記原稿為梁漱溟現存的所有的日記手稿，自1932年起，至1981年止舞蹈教室，記錄了梁漱溟從不惑到耄耋之年的整個人生歷程。除從頭校訂文字之外，增補了注釋、編制索引、新配插圖，并為每一年日記撰寫了導讀和年夜事記。梁漱溟在學界成名甚早，1917年被蔡元培師長教師聘進北年夜講授印度哲學。1920年擺佈寫成的《東東方文明及其哲學》，甫一出書便被譯成十幾國文字，使其成為彼時最著名的文明人士。作為文明學者，梁漱溟極其關懷平易近生社會，作為思惟家，他又講求共享空間知行合一。《梁漱溟日記》還原了這位儒學大師的知與行，學與思。近日，南都記者有幸采訪到梁漱溟次子共享空間、年屆86歲的梁培共享空間恕師長教師，通過解讀日記里吉光片羽的記述，折射出一段由學者親眼見證、切膚親身經歷的牴觸人生、繁重歷史。
鄉村建設“農平易近運動而農平易近不動”
1924年，梁漱溟辭往北年夜教職，走上了鄉村建設的途徑。這個選擇被胡適認為是“發神經”。
據梁培恕回憶，北伐前夜國內的氣氛很是“左”。孫中山“以俄為師”，請了蘇聯顧問，共產黨又接收第三國際的指令，集體參加國平易近黨。“毛澤東、周恩來都有國平易近黨黨籍”。
梁漱溟也在舊交李濟深等人的勸說下由北平來到廣州。雖然廣州的確是一片新氣象，但他發現，全盤照搬蘇聯形式，在中國行欠亨。上層政治要以社會平易近生做基礎，中國人要找到平易近族的前途，只能從本身的社會來找。他的設法是要從農村做起。
“農村保留的老中國元素要比城市多得多。老中國的優點要保存，同時東方社會的優點也要汲取。他當時想要把東方的科學技術和他們一部門的瑜伽教室平易近主制接收到中國來。其他的方面還是尊敬中國陳舊的社會風習。”梁培恕說。
由于其主張為他的學生所支撐，梁漱溟先在廣州辦了一個訓練班，訓練農村任務人員。這個訓練班比毛澤東的農平易近運動講習所還要早，巧的是二者都將校址定在廣州文廟。
后來由于政治空氣變化，李濟深被蔣介石軟禁，梁漱溟剛剛開始的實驗自願結束。隨后，他又到河南南陽參小樹屋與當地“村治學院”的建設，直到1930年，“村治學院”隨韓復榘遷往山東鄒平，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也落腳于此。
《梁漱溟日記》是從1932年開始的。那是鄉村建設研討院創辦于鄒平縣的第二年，院長為梁仲華師長教師，梁漱溟擔任研討部主任，以教學為重要任務。這段時間日記極為簡略，逐日只要寥寥幾字，從中可見作者為了研院初建而四處奔忙。
好比，僅7月一個月份，就赴上海三次，赴無錫、南京、天津、杭州各一次。這般輾轉騰挪，為的是招募人才，又往四處演講，介紹本身鄉村建設理論。
1933年，梁培寬、梁培恕隨母親也來到鄒平假寓。梁培恕告訴南都記者，在山東鄉村建設研討院有兩派人，一個是河南派，一個是支撐梁舞蹈教室漱溟。“河南派實干起身，是槍桿子打出來的全國。他們總想鄉村建設就應該把農平易近武裝起來，把土豪干失落。我父親又太幻想化，他覺得一切的改變，都要在人身上扎根，才是真的改變。假如只是改了表面，穿上西服，打上領帶，難道就是洋人了嗎？”
梁漱溟認為，農村的改革要從教導進手。而他教導的對象，并非黃發小兒，而是農村里扛年夜梁、管真事兒、做決定的中年人。假如這群人贊同鄉村建設，底下的事就好辦了。此外，他也反對以行政手腕號令農平易近，認為一切行動都需自發自愿。
但是，鄉村建設運動的結果卻令人扼腕。生產相關的改造不難行得通。農平易近以前不了解種棉花，種了棉花后支出增添了，便紛紛要種棉花。其他的方面，梁漱溟真正熱心的社會改革，農平易近要么漠不教學關心，要么最基礎抵抗。梁漱溟沮喪地總結說：“農平易近運動而農平易近不動”。
“后來他跟毛澤東說起來，毛澤東就說你這條路最基礎沒走對。你要用土改他就動了。最不難使一個人感興趣，外行動上起感化的，是經濟氣力，是好處。這是一個太淺的事理。”
20世紀40年月，共產黨在農村實行土改，以“斗爭”的方法，獲得了積極的後果。但土改后不久，接著又搞公社1對1教學化，把地盤從農平易近手里奪回。
“毛的這條路一度看起來很勝利，最后還是不可。不可的結果，后來就有了鄧小平的改造開放。現在說改造開放若何好，其實也是發動最原始的動力。經濟，看得見的實際好處，最能打動人心。”梁培恕說。
梁漱溟關于鄉村建設運動時期的日記從1932年起，至1937年止。鄉村共享會議室建設運動隨著日軍侵華而告終。
復旦年夜學新聞學院傳授呂新雨研讀《梁漱溟選集》已有十年，她認為，鄉村建設是梁漱溟平生最重要的事功。呂新雨回憶：“1987年12月25日，梁漱溟師長教師最后一次公開演講。他說‘我不喜歡哲學’，救國是第一年夜問題。我平生重要是做鄉村運動，沒有想到本身被當作是學者。”
“梁漱溟師長教師的鄉村建設最后是掉敗的，japan(日本)人一來，他的鄉村建設就垮失落了，校長都被老蒼生槍殺了，對于梁漱溟師長教師的打擊特別年夜。”
“20世紀二三十年月，他在兩個層面作戰，好比他批評胡適師長教師，同時又批評共產黨，他覺得共產黨鄉村反動這一套也是對鄉村的破壞，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國鄉村破壞史。他是一個抱著全國觀的儒家，可是他做了一輩子的事是要救國、建國。”呂新雨說。
國共斡旋 毛澤東“將來太遠，可以不用說”
1938年起，梁漱溟開始為國共兩黨的團結奔忙。是年頭，梁漱溟赴延安會見中共領導人。這一年的日記很簡略。
訪問延安之后，梁漱溟于1月25日返西安，29日離西安，30日到開封。5月5日往曹州，應聘為第三戰區戰地黨政委員會委員。逐日到司令長官部與李宗仁晤談，如是者近月。
說起抗戰時期的國共聯盟，梁培恕認為：“內戰結束之后才有的抗日。中國人還在相互打的時候怎么抗日呢？在紅軍從江西蘇區離開進進長征的階段，他們喊了一個口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是很有沾染力的。大師同是中國人，所以國平易近黨不應該打共產黨。”
“這個口號再引申一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那應該打誰呢，打japan(日本)人。當第二句話因為‘西安事變’成為事實的時候，japan(日本)人覺得不克不及再等了，是以有了‘七七事變’。”梁培恕說。
“這時候，我父親有了一個設法，即中國人最年夜的問題初步獲得清楚決。這個最年夜的問教學題就是國家不統一。現在既然有了配合綱領，有了政治上的相互承認，還應該對戰爭結束后的中國有一個共識。他1938年往見毛澤東就是為1對1教學了這件工作，若何鞏固現在的團結，若何瞻望將來。”
而毛澤東的答覆是：“將來太遠，可以不用說。”
梁漱溟往延安，是要觀察中共是不是真正地放棄了內斗。“他看的結果是，年夜體上是真實的，生怕從遠處看還是不可。對于蔣和毛來說，他們心里始終有一個問題，現在我對你若何，將來我又會對你若何。因為他們彼此為敵太久了，這個問題在心里趕不失落的。”梁培恕說。
呂新雨也認為，從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過渡到他的鄉鎮思惟，這其間的勾連和轉折沒有獲得足夠的研討。“他在鄉村建設掉敗之后，參與中共和國平易近黨的談判斡旋。他強調是團體的思惟而不是黨派思惟，他反對用黨派取代團隊。軍閥混戰屬于現代性的問題，不是封建主義的問題，他覺得中國最年夜的問題是需求整合，所以他討論反動黨和一黨的論述，這是他三四十年月特別主要的思惟。”
1939年頭，梁漱溟由四川年夜后方偕友五六人到前線皖、蘇、豫、魯、冀、晉各省，進出于敵后游擊區域約八個月。同業者有黃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建三、翟茂林、張蔭同等。梁漱溟當時未記日記，日后根據回憶收拾出的《敵后游擊區過程日志》，讀起來像戰地小說般出色。
好比外行軍路上為迴避交流敵人襲擊與村人同避進洞窟一段：
“聞石人坡方面槍聲高文，知是接觸開火。不敢怠緩，出村向東北一平地攀緣……洞內幾已人滿，見我等異鄉人物，指點隱于最后。此時前后各山頭敵我兩軍漸集，不久開火，各種槍聲、炮聲、炸彈聲、飛機聲震耳。”第二天，敵我雙方早七時許復又開火。“三兩敵人下山搜刮，兩次經洞外走過，卻不進內探視”。真是命懸一線，驚險至極。梁漱溟暮年回憶此次敵后之行，說此乃踐行了時人常說的“一不怕苦，二不怕逝世”。
呂新雨亦提到梁漱溟在噴鼻港脫險之后給長子梁培寬的家信：“他當時說，飛機在轟炸，特別危險，但他覺得本身不會有問題，他說儒學是需求他往做的，‘中國的年夜局甚至于建國任務都需求我，我不克不及逝世。’”
“梁師長教師小樹屋作為一個儒家大師，一向把本身的性命和這個時代最年夜的政治運動聯系在一路，這是我們明天懂得儒家思惟很主要的基石。”呂新雨說。
“文革”掃街 一拳頭打在棉花上
“雅量之爭”之后，梁漱溟被當局有興趣無意雪躲。1966年“文革”開始，8月24日，梁家被抄。梁漱溟在致友人書信里寫道，“遭受不成謂不慘”，“內人被打……脊背血透內衣”，“我未被打而亦被罰跪一次”。
梁培恕回憶道，是日，“父親打電話叫我歸去。我歸去一看，整個院子里，已經沒有處所可以踩，滿是東西。沒有處所下腳，一下腳不是踩到一本書，就是踩到一個碗。整個家被徹底地翻了個個兒。”
“紅衛兵都不是我們家四周中學的，是一個很遠的中學里來的。他們怎么找獲得梁家呢？除非有人唆使。抄家也不是紅衛兵在抄，而是來了一輛卡車拉走的。”梁欽寧說。
而梁漱溟對待紅衛兵抄家之事，甚至對待被罰站打掃街道廁所等等，毫無怨氣，顯得極其謹記柔順。“他不跟紅衛兵硬碰硬，這就像一個拳頭打在了棉花上。”梁欽寧說。
“8月26日禮拜五，夙起監督勞動，掃街道廁所。”“8月27日禮拜六，夙起監督勞動，掃街道。因開燈掉眠”。掃街道被他當成了“日課”。
他的柔順到了什么水平？為了如廁時忘記關門，被女學生詬病，當晚深入檢查，寫了一封檢討悔過書交出往。
梁欽寧至今還記得多年后本身跟爺爺的對話。“我說，爺爺，紅衛兵抄你的家，你生氣嗎？爺爺說，不生氣。我覺得希奇，為什么不生氣？爺爺說，都是一幫十五六歲的孩子，跟他們生什么氣？”
獨一不克不及忍耐的是本身未完成的書稿(《人心與人生》前七章等)被人抄走。為此，梁漱溟致信毛主席說：“如不發還抄沒之未完成書稿”，“無異宣佈我的逝世刑”。
事實上，在“文革”時期“無一書在手”可資參閱的情況下，梁漱溟全憑記憶，寫成了《佛儒異同論》。之后，又相繼完成《中國———感性之國》、《自述早年思惟之再轉再變》、《衛西琴傳略》、《東方學術概觀》等。1975年，其最主要的著作《人心與人生》脫稿。
另一件讓他覺得窩心的事，大要是培寬、培恕二子的舞蹈場地自願疏遠。“10月4日，原期恕兒送線褲來，遲至晚間乃得其來信(給紅衛兵的)，說他的機關文明反動小組認為不適當，不克不及來。”
“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只要兩種人，反動的和反反動，幾回再三說沒有中間路線。假如不劃清界線，就是反反動，但我們又不是。所以我們交流當時做的是，既劃清界線，又不違背情面。可是因為你在劃清界線，有些工作看起來就是違背情面。好比，我不克不及像以前一樣每個禮拜往看他。往了，也不克不及像以前一樣一說說好幾個小時。”梁培恕說。
“后來我們采取的方法是，父親可以來看孩子，帶著小孩出往逛公園，以此打消他的煩悶。”梁培恕說。在梁漱溟隨后的日記里，提到孫兒的時間愈加多起來，不僅是白叟溺愛孩童，更是背后有區隔父子的隱形的政治高壓在。
修身習靜 時時刻刻警省自覺
假如不消心，很不難將《梁漱溟日記》當作一條條“流水賬”，逐日不過是夙起、打拳、漫步、如廁、買點心、聽廣播、讀《參考新聞》、寫稿有所得無舞蹈場地所得、挈東兒盪舟，這般等等。
“這和寫日記的人個性有關，也與他寫日記的目標有關。”梁培恕說，“蔣介石的日記，聽說很是充實，天天發生什么政局上的工作，交際上的工作，他都記到日記里了。以致于現在有人把它當作歷史來讀。假設茅盾、郁達夫寫日記，又是一個樣子。我想能夠文學家寫日記，理性的東西比較多。”
“對我父親來說，他的特共享空間點就是考慮國家的事，以及儒家的修身工夫。你從他的日記里能夠找到一些零星的證據。”
此外，《梁漱溟日記》增補的注釋重要由梁漱溟長子梁培寬和次子梁培恕撰寫。年夜事記則由梁培寬師長教師執筆。責編何曉濤說，之所以采取這般細密的體例，是因為“梁漱溟師長教師日記本為個人備忘之用，字句簡短且多省略，加之部門年份的日記流失嚴重，讀來令人費解之處不少，故有需要勾畫梁漱溟師長教師當年重要活動，并對一些事務的來龍往脈有所交待”。
1956年對梁漱溟來說是轉折的一年。梁漱溟曾說：“我是既好動又能靜的人。平生之中，時而勞攘奔忙，時而退處靜思，動靜相向，三番五次不止。”1956年正好是“退處靜思”的一個開端。
“他完整從過往的生涯里脫離出來，從頭開始了以后的生涯。以后就是全力寫書，國家的工作不論了，人家也不讓他管，他也不論了。這一年他三次往北戴河，一次往噴鼻山，都是往習靜。”梁培恕說。
習靜的習慣是從早年就有的，到了1956年達到密集狀態。“習靜我們通俗人以為就是講座場地打坐，可會議室出租是在日記里看，也可以躺著做。這個工夫抵家的時候，逝世可以坐著逝世，可以站著逝世，甚至可以頭朝下倒著逝世。”梁培恕說。
梁漱溟早年習佛，平生都受佛家的影響。在他的日記里常有茹素、抄經、誦經的記載。共享會議室雖然后來努力于孔教，與熊十力、馬一浮并稱“新儒家現代三圣”，卻并沒有放棄佛家對于宇宙、人生的見解。
“他始終認為那是最對和最高的。可是，這種最對和最高，在人類當中只要極少數能領悟和實踐。任何正確的、好的學問，假如絕年夜多數人做不到，那就還不到用它、學它的時候。可以說這就是群眾觀點，他是真正的關心國民。由佛進儒，他是在遷就眾生。”
“雅量之爭”寫了檢討，卻無人要看
梁漱溟與彼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之間的關系，一向是學界關心的話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對梁師長教師的沖擊很是年夜，他原來預料毛澤東不成能勝利，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寫了一本沒有完成的書《建國之路》，在書里深入檢查共產黨的勝利。他曾說共產黨是一個鍛造出來的黨，有點像基督教。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反思說，共產黨鍛造了一個階級，農平易近階級長短常紀律嚴明的階級，完成了建國年夜業，這是他對毛澤東很是信服的處所。”呂新雨說。
在《梁漱溟日記》里，提到毛澤東單獨約見有兩次。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23日，“文明研討所稿寫成……晚九時毛約談。”
第二次則是在梁漱溟參觀土改歸來不久，1951年9月5日，“毛主席約夜飯談話，章乃器在座。”談話的內容支出《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談話》(《梁漱溟選集》卷七)。
1953年，借住頤和園兩年多后，梁漱溟一家移居小銅井一號，此處環境清雅靜謐，梁漱溟一住就是十五六年。開頭的生涯頗有雅趣，逐日夙起到公園漫步，在院內培養植株，與友人往來談儒，并學習俄文。
到了玄月，高山崛起波瀾。9月8日至18日，中心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召開兩次會議：8日至11日為全國政協常委擴年夜會，12日至18日為中心國民當局委員全體會議。
在9月11日的會上，梁漱溟發言表現，現在的建設重點在工業，而工人和農平易近的境況有“九天九地”之別。過往農平易近與共產黨親如一家人，今已不存在此形勢。
梁漱溟的發言惹起毛澤東不滿。9月12日，毛澤東在講話里批評梁漱溟“分歧意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以為農平易近生涯太苦，請求照顧農平易近”。9月17日，周恩來亦作長篇發言，認為“梁漱溟的反動是一貫的”。
根據梁漱溟所撰《工作》一文，9月18日開會，梁漱溟登臺講話：“我最基礎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明天我要了解一下狀況毛主席有無雅量發出他的話。”毛主席厲聲說：“告訴你，我沒有這個雅量。”
《梁漱溟日記》里年夜致記下“雅量之爭”來龍往脈。“8日，周恩來報告過渡時期總路線”，“9日，周于散會時特地請安盼望明日發言，允之”，“10日，午后懷仁堂上發言人甚多，當告周如無時間即不發言，改用書面陳述，周答將延會一日”“11日，午后年夜會上予發言，提三問題，周似未能接瑜伽場地收(李書誠、章伯鈞略有所言)”。
梁漱溟的孫子梁欽寧指出，一開始，梁漱溟并沒有必須發言的念頭，是周恩來督請他必定要發言，并將年夜會延長一日。“彼時中共剛剛開完兩個月的中心經濟任務會議。我爺爺的發言無疑是打橫炮。”
日記所記：“13日，晚七時晤毛、周，對于我發言意旨地點最基礎沒有弄清，且氣不順。”這般忐忑遷延到17日，周恩來發表長篇講話“追問(我)過往政治行動。毛隨時插言，有所表現。”“18日，午后年夜會發言被禁止。會上決定我的問題交付全國委員會。”
“假如想了解大要，光是日記不夠，還至多要看《卷七》里相關的東西。這里面有良多政治上很奧妙的工作。”梁培恕說。
“舉個例子，1953年的會上做了個決議，要我父親寫檢討。在決議之后，父親說我要請假，來思慮本身的錯誤。然后，當時的統戰部秘書長李維漢回信，說不存在請假的問題，今后一切照常。原來給你的政治待遇還是一樣，工資一樣，開會、請吃飯，一切都不變。你個人空間來不來是你的事。從共產黨這方面來說，沒有決心與過往有所區別。”
瑜伽場地“會上決議要寫檢討，他也覺得本身有錯誤。他的錯誤不是反對過渡時期總路線，而聚會場地是對待國家領導人的態度欠好。他寫完檢討之后，問政協，我的檢討寫好了1對1教學，什么時候開會宣讀呢？獲得口頭答覆，暫緩，不著急。過幾個月，問了三次，都不著急。后來他就沒有再問第四次。決議要寫檢討，可是檢討寫了之后，無人要看。”梁培恕說。
專訪清華年夜學哲學系副主任唐文明
梁漱溟身體力行更換新的資料儒學，是為了給中國尋找前途
南都：作為新儒家晚期三年夜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在儒學方面具有怎樣的學術成績？他的新儒學焦點思惟是什么？
唐文明：梁漱溟獲得的學術成績是宏大的，在現代儒學史和現代思惟史上的影響也是宏大的。他坦言本家教身的一切思慮都是緊扣中國問題而展開的。在新文明運動期間，他提出了有名的東西文明論，在當時一片徹底反傳統的喧聲中獨樹一幟。1930-40年月，他基于鄉村建設的實際經驗，依據他所懂得的周孔之教的文明精力，提出中國社會的特點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顯示出他極強的理論洞察力。1949年以后，他站在本身所懂得的儒家立場上對中國社會主義途徑的解讀很是獨特，在現在仍有很是主要的參考意義。概而言之，他比較重視宋儒所講的“仁者渾然萬物一體”的義理和親身經歷，并盡力將“仁”的義理貫徹到他對中國的社會、文明、政治、經濟問題的思慮中。
南都：梁漱溟在上世紀30年月的“鄉村建設運動”與其儒學思惟有何關系？
唐文明：梁漱溟是個很是重視知行合一的人。正因為這般交流，他在北年夜待了幾年以后，就決然決然地辭職，走上了鄉村建設的途徑。這個選擇被胡適認為是“發神經”。梁漱溟很是認可科學、平易近主的價值，也篤信儒學對于現代中國有至關主要的意義，所以他想找到一條將儒學的價值與科學、平易近主相結合的途徑，從而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途徑。他的鄉村建設運動就是帶著這樣的動機展開的。也恰是在這種接地氣的實踐活動中，梁漱溟深化了本身的認識，好比，至多到1931年前后，他明確意識到，國教學場地權不立是中國鄉村社會不克不教學場地及安康更換新的資料的一個極主要的政治緣由。在他看來，既然中國的社會是靠周孔之教的文明精力組織起來的，那么，要解決現代以來的中國問題，就必須直面現代而開展出一種更換新的資料了的儒學。這個思緒在新文明運動以來的新儒家那里頗具代表性，雖然各自的思惟脈絡又有私密空間具體的差異。是以，我建議用“文明更換新的資料主義”來歸納綜合他們的思惟傾向，而不消學界過往常用的“文明守舊主義”這一稱呼。
南都：梁漱溟、熊十力和馬一浮都是由佛學進儒學，佛學和儒學之間能否存在某種關聯？
唐文明：三人都由佛學轉進儒學是個很是值得留意的思惟史事務。懂得這個事務應當留意到至多有兩點：其一，假如說儒學的現代性面臨著良多問題和困難的話，那么，佛學的現代性則要輕松得多；而佛學與現代性、甚至后現代性的親和性使得佛學能夠在古今變革的端口充當儒學現代轉換的接引者。其二，佛學———特別是唯識學———與東方近代哲學———特別是知識論———的親和性使得佛學能夠在中西易勢的處境中充當思惟會通的理論東西。當然，這兩點能夠成立的條件恰好是佛學與儒學之間存在的某種關聯。這種關聯是歷史地樹立起來的：一方面，釋教因充足吸納、消化儒學的價值觀念而中國化，產生了中國化的釋教；另一方面，孔教因積極回應釋教的挑戰并在釋教的影響下產生了宋明時代的新儒學。這是中國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關于文明交通和文明創新的一段了不得的佳話。
南都：新儒家現在已經發展到第三代。杜維明、余英時等人的儒學思惟與第一代新儒家有何分歧？
唐文明：第三代新儒家與他們前輩的思惟進路和思惟傾向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分歧重要在于他們的視野發生了變化。假如你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到，比擬于第一代新儒家，第二代新儒家對佛學的借助就很少了，而是直接從東方哲學的比較性視野展開他們的儒學論述，因為新儒家面對的一個焦點問題是中西問題。第三代新儒家借助的東方思惟資源更多，不像前兩代年夜都緊扣中國問題，因此他們也更突顯了儒學的宗教性。但遺憾的是，這種突顯還僅僅是義理層次上的，基礎上沒有擴展到軌制層面的思慮。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