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若何認識儒學與“儒教”?
作者：毛勝（中共中心文獻研討室副研討員）
來源：《毛澤東研討》2016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交流酉閏六月初旬日庚申
耶穌2017年8月1日
毛澤私密空間東并非生成的馬克思主義者。相反，19世紀末中國湖南鄉村的時空佈景，注定他在儒家文明環境中成長。由于新思潮的影響，毛澤東執意走出封閉的韶山沖，并通過認真的學習和思慮，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縱觀毛澤東在分歧歷史時期對儒家及其學說的認識，盡管有變化、有波折，但他的基礎態度是鮮明的，就是反對將孔夫子變成孔圣人，反對各種情勢的儒教活動，同時客觀認識作為歷史人物的孔子，批評繼承作為傳統文明主體部門的儒學。更主要的是，扎實的傳統文明根柢，不僅讓毛澤東日后擅于“評古論今”、“古為今用”，還能夠周全審視包舞蹈場地含儒學在內的文明遺產，率先提出并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一、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年夜人物，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明的主體
毛教學澤東從8歲到16歲的8年中，有6年時間在他家四周的南岸、關公橋、橋頭灣、鐘家灣、井灣里、烏龜井、東茅塘六處私塾讀書，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等進門書，接著讀《詩經》、《論語》等課文。1936年10月，毛澤東在陜北對american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當時一向在“當地一個小學堂讀書”，重要是“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多年之后，他更是將這段經歷歸納綜合為“六年孔夫子”。
盡管毛澤東走出韶山沖之后，與“孔夫子”漸行漸遠，但他對于這位歷史人物始終堅持著敬意。1919年與1952年的兩次曲阜之行，足以共享會議室表白他的態度。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說，他1919年頭從北京前去上海的途中，特地“在曲阜下車，往看了孔子的墓”，看了“孔子的門生濯足的那條小溪”，看了“圣人年少所住的小鎮”，看了“歷史性的孔廟四周那棵著名的樹”，看了“顏回住過的河邊”，看了“孟子的誕生地”。據李家驥回憶，毛澤東1952年10月視察山東時，當許世友向他介紹山東文明古跡說，“到山東不看孔廟欠好”。毛澤東搜索枯腸地答覆說：“對，應當再拜訪一下孔老漢子。”10月28日，在濟南前去曲阜的專列上，毛澤東與羅瑞卿、許世友談了在濟南的感觸感染，再次回憶了他第一次往曲阜的情況：“那還是30年前的1920年。我二次進京搞‘驅張運動’。勝利后，到上海與同道們研討下步若何建設湖南，同時要送一部門同道往法勤工儉學。我是4月份離開北京，半途看了泰山，第一次來曲阜，看了孔廟，還到了孟子家。”
毛澤東對孔子的敬意，源于他對儒家學說的認知。在毛澤東看來，儒家學說長期居于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中國傳統文明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批評地繼承的文明遺產。據匡亞明回憶，他1942年在延安當面向毛澤東請教對孔子的評價，并提出：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段話，可以懂得為領導干部要率先垂范，發揮模范感化；孔子“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這段話，可以懂得為領導干部要留意調查研討，把問題弄明白。言下之意，孔子的一些話對于整風運動是有興趣義的。毛澤東聽后表現，這兩段話都很有事理，孔子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年夜人物。要把他的思惟作為歷史遺產，批評地繼承和發揚。只不過在反動時期，第一位的是依附馬克思主義獲得反動勝利。1943年12月17日，毛澤東在劉少奇關于人道、長短等問題給續范亭復信上寫的批語指出：認為信中將孔孟之道視為“中國文明的不良傳統”不當，強調孔子、蘇格拉底等人“能夠說出若干真諦”；“孔孟有一部門真諦，所有的否認長短歷史的見解”。
正如毛澤東所言，新平易近主主義反動勝利之后，中國共產黨對孔子和儒學的態度有了顯著改變。1949年5月16日，周恩來對南下任務團講話時指出，五四運動提出“打垮孔家店”的口號，是當時反封建的需求，但走向一個極端，“變成了否認一切”，認為“凡孔子所說的一概打垮”、“舊的、歷史上留下來的一切都無用”。現在，要改變這種認識，“須知舊文明也有可用的，可以批評地接收”。1954年9月14日，毛澤東談到人類歷史上的反動，認為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剖析，進一個步驟強調孔夫子“不成一筆勾消，不克不及簡單地就是‘打垮孔家店’”。小樹屋
總的來說，毛澤東對孔子和儒學的評價隨著時代條件的改變而有所變化，但他能夠“對孔子取歷史主義態度，充足確定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位置”，并“在批評孔子消極思惟的同時，留意汲取孔子思惟中有價值的原舞蹈場地因”。並且，為了凸起對待孔子和儒學的科學態度，毛澤東還將馬克思和孔子、馬克思主義與儒家學說一并放進歷史長河進行比較剖析。1955年10月27日，他同胡子昂等工商界代表談話時指出，“幾千年以后看馬克思，就像現在看孔夫子”。在毛澤東看來，“舊的軌制不可了，新的軌制就要起來取代”。社會主義還要發展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也要分段。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標注了“創立學派問題”以及“青年孔夫子”，“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學問問題”，“青年列寧的學問問題”，“歐洲中世紀經院學派”，“耶穌、釋迦的少年時代與經院派佛學家的比較”等關鍵詞，說創新思惟、創立學派的人，自古以來往往都是“學問缺乏的教學青年人”，學問是后來漸漸學習的。釋迦牟尼十九歲時創釋教，孔子二三十歲時就搞起來，耶穌開始也沒有什么學問1對1教學。即使是馬克思創立辯證唯物論時，年紀也很輕。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又說：現在我的這些東西，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在一千年以后看來能夠是好笑了。既然對待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都要這般，又何須苛求孔子與儒家學說呢？
二、反對將孔夫子變成孔圣人、將儒家學說作為統治東西，反對各種情勢的儒教活動
1917年寒假，毛澤東與蕭瑜結伴外出“游學”時，就中國的家教宗教問題特別是儒釋道進行了深刻的討論。毛澤東提出儒釋道之中，佛道二家往往“僅被認為單純的宗教”，而儒家的影響比它們“更廣泛和宏大”，這是一個很主要的歷史事實。他們還認為，在儒釋道三教中，孔子“只能算是哲學家”，而不是教主；老子“也只能算是哲學家”，盡管他后來被道教徒尊奉為鼻祖。
不過，清末平易近初的中國社會，出現了1對1教學各種情勢的儒學宗教化活動，試圖以儒教拯救國運。繼而，新文明運動又旗幟鮮明地喊出“打垮孔家店”的口號，批評封建綱常名教，鞭撻儒教。1917年1月1日，陳獨秀在《再論儒教問題》中，針對康有為等人建議將儒教定為國教的主張，反駁道：人類將來“必以科學為正軌”，一切宗教都“在廢棄之列”；是以，非但不克不及“以儒教為國教”，不克不個人空間及將儒教“定進未來之憲法”，並且應該摧毀“已有之孔廟”，并結束對孔廟的祭奠。在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評論》上，毛澤東專門寫了一篇《各國沒有明倫堂》，點名批評康有為的“儒教”情結。文章指出：康有為得知廣州修馬路時需求拆毀明倫堂，說本身“遍游各國，未之前聞”，指責這是“侮圣滅倫”的行為。殊不知，其他國家不僅尋不出“什么孔子”，更尋不出“什么明倫堂”。7月21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臨時增刊第1號發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進一個步驟指出：以前的思惟界是“以孔子為中間”的，盡管政治上有排滿運動、學術上有廢除共享空間科舉，但對“孔老爹”依然不敢說出半個不字。那些倡導“學問要新”、“品德要舊”的言論，更是謬說，因為“品德要舊”不過是“品德要從孔子”的一個變語，換湯不換藥罷了。所謂“師說”、“道統”、“宗派”等，都是“思惟界的強權，不成不極力打破”。反對孔子的來由，就在于其會議室出租思惟“獨霸中國”，使中國思惟界“不克不及不受拘束”，使中國人“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
但深刻考核陳獨秀、毛澤東等人的言論，不難發現他們的針對性很強，即“集中反對將儒教定為國教并列進憲法，指出儒教是維護專制軌制的，與平易近權、同等思惟背道而馳”；但他們“對于孔子及其學說并沒有完整否認”，“沒有視中國傳統文明盡為糟粕，說不上是全盤反傳統”。誠如李年夜釗所言：他所掊擊的“孔子”，不是“孔子之自己”，而是“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亦即“專制政治之靈魂”。換言之，我們不成把“年齡時期作為教導家、思惟家的孔子”和被儒教“奉為教主的孔子”混為一談，應該廢除儒教，但說“孔子必須打垮是不對的”。多年以后，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任務會議上依然表現，“我們瑜伽場地共產黨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位置的，因為我們共享會議室是歷史主義者。但說是圣人，我們也是不承認的。”即使是在1973年8月寫給郭沫若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中，毛澤東批評“孔學名高實秕糠”，雖是為了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但也反應出他在新文明運動中就構成的反儒教底色，反對封建統治者借“孔圣人”名號維護本身好處。
縱觀毛澤東的論述，可見他對“孔夫子”與“孔圣人”、“儒學”與“儒教”一向有著明顯的區分。就像他在《新平易近主主義論》中說的那樣：對待中國的歷史文明遺產，要留意將“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敗的東西”與“優秀的國民文明”（即“幾多帶有平易近主性和反動性的東西”）區別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平易近族新文明，進步平易近族自負心，既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也要接收“平易近主性的精華”。懂得毛澤東對“儒學”與“儒教”的分歧態度，就可以解答讓人們覺得迷惑的問題。好比，基辛格認為毛澤東在良多方面表現出“辯證共享空間牴觸體”，既“劇烈反對儒家思惟”，又“廣泛涉獵中國歷史典籍”；既應用國內國際次序的“牴觸”構成戰略，又將戰略目標定位儒家的“年夜同”。實際上，毛澤東所“劇烈反對的”是“儒教”，而非“儒學”。他閱讀歷史典籍，借用“年夜同”概念，無非是“古為今用”。
毛澤東對孔夫子傳統的批評性承繼，在良多方面有著鮮明表現。好比，毛澤東1939年2月20日致信張聞天，探討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惟》一文的觀點，既確定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年夜發現，一年夜功績”，意思就是“從量上往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又指出“過猶不及”是一個“主要思惟方式”，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式”，“過”便是“左”的東西，“不及”即為右聚會場地的東瑜伽場地西；假如參考唯物辯證法，則能發現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達到這樣的水平：“過”與“不及”是指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并發展到必定狀態時，我們可以“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必定的質”。這些頗有學術顏色的論述，展現了毛澤東批評地繼承孔夫子的狀況。對此，有學者剖析說，毛澤東對孔子重視學習、“敏于行”等思惟始終堅持；對孔子的君平易近關系思惟、中庸思惟等有取有舍；對孔子輕視勞動的思惟，“平易近可使由之，不成使知之”的思惟等則始終批講座場地評。這樣的歸納，頗有見地。
三、把“馬克思”和“孔夫子”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如前所述，毛澤東在學生時代深受新文明運動的影響。但他并不個人空間接收“全盤歐化”的觀點，而是劃一對待、批評繼承中西文明。這在他讀泡爾生《倫理會議室出租聚會場地學道理》的批注中就有所體現。好比，讀到“為損己利人之行，而果有利于人，則無論其事若何，不克不及不謂之善、謂之義務矣。雖然，吾人其以別人小利之故而棄吾嚴重之好處耶”這段文字時，毛澤東就批注道：“此與吾儒家之倫理學說合”，“與墨子之兼愛亦合”。讀到“余之義務，以余職務位置之所屬者為第一，由余與別人特別之關系而生者次之，由余與別人因偶爾之關系而生者又次之。若后者之短長，視前二者為嚴重，則余當自離于重心之己，而特別為之盡力”這段文字時，他又批注：“此即儒家之義”。
選擇馬克思主義之后，毛澤東不僅強調要根據中國反動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基礎道理，並且盡力吸取中國傳統文明的養分，使馬克思主義富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同時，給予“孔夫子”高度評價，強調中國共產黨應當總結和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珍貴遺產，這于指導反動勝利具有主要的幫助。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初次提出“實事求是”，認為“聚會場地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強調“只要實事求是，才幹完成確定的任務”。他在延安整風時進一個步共享會議室驟解讀了它的含義：“‘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會議室出租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往研討。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此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就為“實事求是”這個儒學傳統實學精力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內涵，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認識和處理問題的最基礎方式。
為了讓馬克思主義扎根于中國的文明泥土，毛澤東傾注了大批血汗。1939年頭，他在延安組織中國現代哲學研討會，并認真閱讀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惟》、《老子的哲學思惟》及《墨子的舞蹈教室哲學思惟》，想必都有這樣的考量。此后，他對周揚的《對舊情勢應用在文學上的一個見解》，范文瀾的《中國經學史演變》、《中國通史簡編》等，也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野下進行了評析。在1944年7月接收英國記者斯坦因采訪時，毛澤東進一個步驟指出：信仰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惟方式”，并不料味著要放棄“中國文明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惟”。相反，中共會批評地接收歷史的遺產和外國的思惟。他認為，中國人必須獨立思慮，以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本身的泥土里生長起來”。這是毛澤東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也是他的一個心得。這反應出毛澤東一種“發自內心的信心”，即馬克思主義假如不作出需要的改變，就不克不及適應“中國國民的思惟和精力狀態”，難以“在中國的環境中發揮感化”。也有學者認為，毛澤東在“中國化”命題里表達了這樣的基礎認識，既要用中國歷史文明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也要用馬克思主義來“剖析闡述、繼承和發展中國歷史文明”。
可以說，毛澤東眼中的“孔夫子”不僅是一份珍貴的文明遺產，也是中國具體實際的有機組成部門。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必須把“馬克思”和“孔夫子”結合起來。1964年2月9日，他會見威爾科克斯和夫人時說，黑格爾的師長教師就是康德，他同時又是馬克思、恩格教學場地斯、列寧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師長教師。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沒有康德、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德國古典哲學，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在中國，“現代的思惟家是孔子、老子等”。在孔子、老子等人的故鄉，把馬克思主義和他們的思惟相結合，并在答覆現實問題中進行綜合創新，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礎要義。毛澤東能夠提出并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鍵就是他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有傳統文明的底蘊。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年夜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在總綱中第一次將“毛澤東思惟”寫進黨的指導思惟，作為“一切任務的指針”。并指出：毛澤東思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反動的實踐”的有機統一；堅持毛澤東思惟為指導，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傾向。在中共七年夜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又說：馬克思主義有良多種類，有“噴鼻的”、“臭的”、“活的”、“逝世的”等。我們要“噴鼻的”，不要“臭的”；要“活的”，不要“逝世的”。顯然，所謂“噴鼻的”、“活的”，就是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富有中國特徵的馬克思主義；所謂“臭的”、“逝世的”，就是“洋陳腔濫調”、“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毛澤東看來，判斷一個人能否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主要一點就是看他能否像宗教徒對待宗教那樣。就是說，對馬克思主義的崇奉，與宗教崇奉雖有類似之處，但兩者更有本質區別。1942年2月8日，他在延安干部會上講演時說，封建統治階級“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國民信仰”，連文章都是“陳腔濫調式”。是以，五四運動“反對舊教條，倡導科學和平易近主”，是“很對的”，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反動的”。黨內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宗教教條的人，雖然在內容和情勢上有別于對孔夫子的“舊教條”，但可謂“洋陳腔濫調、洋教條”，并發展成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陳腔濫調的東西”。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心學習組上談到中共黨史研討時再次指出：研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必須聯系辛亥反動和五四運動。好比，反對黨陳腔濫調，不聯系“五四”時期反對老陳腔濫調、老教條、“孔夫子的教條教學場地”，就不克舞蹈場地不及把問題弄明白。
也就是在中共七年夜前后，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開始在各根據地廣為流傳。人們翻開毛澤東的著作，發現書中援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語錄并未幾，相反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以及釋教典故、歷史小說卻不少。對此，王安娜深有感觸地回憶說，與毛澤東的談話中，“我幾乎都沒有聽到他援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取而代之的是“經常援用中國現代小說做比方”，“援用詩歌和在群眾中風行的成語”。這比那些理論家“羅列許多抽象詞句的難以懂得的演說淺顯易理解多”。
責任編輯：柳君